澳大利亚缘何介入朝鲜核危机
张世明
(阜阳师范学院 政法系,安徽 阜阳 236032)
[关键词] 朝鲜核危机;澳美特殊关系;安全战略;外交斡旋
[摘 要] 朝鲜核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作为紧邻亚洲的国家积极介入其中。澳大利亚基于澳美
特殊关系的存在,对提高地区影响力的谋求以及出于国内经济利益、政治因素、安全战略诸方面
的考虑,采取了积极介入朝鲜核危机的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15.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04)06-0050-03
2004 年 1 月 31 日—2 月 3 日,澳大利亚一高级外交代表团访问平壤,转达澳大利亚政府对朝鲜“核武器企图”的担心,并敦促平壤参加六方会谈的第二轮谈判。这是澳大利亚自 2002 年 10 月朝鲜核危机爆发以来第二次派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这清楚地向世界表明:对于朝鲜核危机,澳大利亚绝不只是个旁观者。
事实上,澳大利亚始终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在朝鲜核危机爆发不久,澳大利亚政府即宣布搁置在朝鲜首都平壤修建大使馆的计划,直至核危机得到解决。2003 年 1 月 14 日,面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形势,澳大利亚派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并展开为期四天的谈判。这也是朝鲜核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国家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朝鲜。2003 年 7 月,美、英等 11 个国家的代表云集澳大利亚,讨论美国提出的关于对朝鲜等四国空中和海上设防拦截和强行检查的具体措施,澳大利亚外长与美国副国务卿是此次会议的联合主持人。在此次会议上澳大利亚同意参加多国海上演习,以建立一支拦截朝鲜等国可疑船只、飞机的国际武装力量。2003 年 8 月,霍华德总理表示,如果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参与核查朝鲜核武器的行动,那么澳大利亚将考虑向朝鲜派遣武器核查人员。同月,霍华德访问中国时,也将朝鲜核问题作为会谈的一项内容。2003 年 9 月,美国和澳大利亚等 11 国海军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珊瑚海首次举行大规模的联合演习,以朝鲜等国家为假设对象,演练如何在海上截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澳大利亚是为数不多的与朝鲜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这是其介入朝鲜核问题的一个条件。但是,受地缘政治等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中国、韩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应该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澳大利亚为何要积极介入朝鲜核危机呢?
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国家利益进行的,同时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澳大利亚积极介入朝鲜核危机,主要是出于下述诸方面的考虑。
一、国际因素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往往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外在动力。澳大利亚介入朝鲜核危机的国际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受美国对朝政策的影响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推行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结盟政策,其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影响。朝鲜核危机,说到底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危机,是美国最为关注的安全问题之一。澳大利亚对该问题的积极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澳美之间的特殊关系。
澳美特殊关系,首先是军事同盟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太平洋军队的后方基地,并与美国联合抗击日军。二战后,美国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霸主,澳大利亚采取追随美国“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1951 年 9 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旧金山签订《澳美新安全条约》,澳大利亚正式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成为冷战期间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支柱,澳大利亚亦步亦趋地支持美国。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继续将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点,积极支持美国参与亚太事务。1996 年,澳大利亚和美国签署军事协议并发表了《澳美 21 世纪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目前,澳大利亚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外交举动,特别是参加海上军事演习这样的行为,都与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直接相关。
澳美特殊关系,不仅是军事同盟关系,在当前还表现为两国政府的“志同道合”。1996 年 3 月,澳大利亚自由—国家联盟党击败工党,霍华德当选为澳大利亚第25届总理。他上台后,澳大利亚无论是在亚太战略关系、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还是在缔结新的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美日续安保条约、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美军空袭伊拉克以及科索沃战争等重大问题上,都紧紧追随美国。“9·11”事件以后,澳大利亚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问题上始终与美国站在一边,在“反恐”的旗号下澳美关系已经从“最好朋友”发展到“志愿同盟” (参见李景卫:《澳大利亚寻求核保护伞》,《人民日报》2003 年 3 月 10 日)。在朝鲜核问题上,虽然澳大利亚实际上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澳美“一家亲”的迹象仍然十分明显。澳大利亚利用自己紧邻亚洲的地理位置和在西方国家中较早与朝鲜恢复外交关系的特殊关系,极力在朝鲜核问题上助美国一臂之力。
2.着眼于提高地区影响力
澳大利亚紧邻亚洲,但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明显不同于亚洲邻国,在民主和社会福利方面也实行的是欧洲模式。但是,基于它紧邻亚洲的特殊地理位置,澳大利亚还是试图在亚洲“承担更多的义务”(参见庄礼伟:《澳大利亚:朝向亚洲》,《太平洋学报》1997 年第 1 期)。随着澳大利亚经济在战后的长足发展,它将自身实力定位为与世界强权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中等强国”,同时也认为自己是南太平洋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它不得不承认自身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因而力图追求一种反映本国实力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澳大利亚的“面向亚洲”政策,经历了从“亲近亚洲”到“融入亚洲”再到目前“亚洲与西方的桥梁”的定位过程。
1999 年,借获得东帝汶维和的主导权之机,总理霍华德提出了“霍华德主义”。它在全球维和行动中,将自己看成美国的副手,利用同美、欧关系密切的优势,在南太平洋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在对外政策上,以国家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并根据自己的实力在南太平洋地区发挥有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参见刘樊德:《新世纪澳大利亚国防安全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网站 2002年 12 月 9 日)。
朝鲜核危机爆发后,霍华德政府认为,有必要有效地参与其中,以解决在“比较邻近的国家”以外发生且与澳大利亚利益相关的危机。2003 年 7 月,霍华德总理基于国际和国内因素的考虑,以朝核问题和反恐为主要议题,访问了菲律宾、韩国、日本三个亚洲国家,其主要目的是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发出一个信号,即澳大利亚是这一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也打算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澳大利亚介入朝鲜核危机正是为了赢得东亚各国的好感,为它进一步涉足东亚事务打下基础,提升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二、国内因素
澳大利亚采取怎样的对朝政策,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国内因素。澳大利亚此次积极介入朝鲜核危机的国内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经济利益的需求
1996 年霍华德上台后,改变了其前任基廷政府的“致力于澳大利亚成为亚洲的一部分”的政策,提出“澳大利亚作为欧美同亚洲其他部分的桥梁”,在政治和军事上向欧美倾斜,而在经济上仍然以亚洲为重。1997 年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声言,“澳美同盟关系是对外关系的关键,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经济利益在亚太地区”。
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除美国外,主要集中在亚洲。据澳政府统计,澳大利亚十大出口市场中有 8 个位于亚太地区,其中 5 个位于东北亚,澳出口市场的 60%在东亚。除了澳大利亚—日本经贸关系外,澳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也已大大加强。澳中关系也在稳步发展,澳中贸易的年增长率近几年都在 20%以上。在澳大利亚的全部出口中,对东亚 13 国(东盟 10 国及中、日、韩)的出口占 52%(参见孙晖明:《中澳关系 30 年回顾》,中国网 2002年 12 月 21 日)。虽然澳大利亚与朝鲜的年双边贸易额目前仅为 700 万澳元,但有发展潜力(参见李学江:《澳朝关系迈新步》,《人民日报》2000 年 7 月 11 日)。可以说,亚洲对于澳大利亚经济、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于 2003 年 7 月 15 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对朝鲜半岛的情况感兴趣。我们的经济动力是来自成功的经济关系,……韩国是我们第三大出口国家,日本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如果朝鲜半岛的安全气候崩溃了,对澳大利亚会有重大的冲击,许多人会因此失业,公司会倒闭,对澳大利亚的未来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对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贸利益是一个重大的潜在威胁。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并不希望朝鲜核问题恶化。
2.国内政治因素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霍华德政府积极介入朝鲜核问题还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首先就是可以借“朝鲜核危机威胁到澳大利亚安全”,在国内回避和淡化一些敏感问题和棘手的问题。其次是霍华德将朝鲜和伊拉克相提并论,可以为日后澳大利亚参与对任何所谓的“流氓国家”的军事打击预留借口,也可为未来的对外行动减轻国内舆论压力。第三,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学系的库恩博士曾指出的,“目前多国正采取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的策略,这其实就是加强美国势力主导全球的政策,美国在国际间居主导地位也符合澳大利亚政治与商界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霍华德政府选择介入朝鲜核问题,与国内政治、商界等利益集团的利益有密切关系。当然,其中也有政党选举的因素起作用。虽然国际因素对澳大利亚国内选举结果并不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但在特定的时期内,国际因素的确是霍华德政府领导的自由—国家联盟党在选举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如何对待“朝鲜核问题”将成为该党在未来的政党选举中争取选民的一张重要的牌。
此外,还有霍华德总理的个人因素。澳大利亚介入朝鲜核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与霍华德总理的“反恐”思想及希望以“反恐”为未来大选增加砝码,从而再次当选总理的个人利益考虑也有关系。
3.安全战略因素
在安全上,澳大利亚认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亚洲,而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发展并不顺畅。东帝汶危机以后,澳大利亚与其最近的邻国——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的关系至今未能完全恢复,且时有麻烦。在澳大利亚看来,东南亚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天堂”,朝鲜的核问题则恶化了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库,那么至少整个东北亚的战略、政治甚至经济局面就会有恶性的变化,很可能使澳大利亚的中长期安全环境发生某些重大的局部恶化。具体来看,澳大利亚不能不警觉的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在于:第一,澳大利亚可能由于朝鲜拥有核武器而面临种种可以设想以及现在还想不到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困境。从最坏处着想,澳大利亚并不能完全排除将来在某个问题上遭到朝鲜核讹诈的可能,而这或许会使澳大利亚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战略或政策境地;第二,如果朝鲜拥有规模可观的核武库,日本就难免被刺激走上核武化道路,并使日本右翼势力找到更加猖獗地活动的借口(参见时殷弘:《论如何认识和对待朝鲜核危险》,《光明观察周刊》2003 年 9 月 17 日)。这势必会引起东北亚地区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进而导致地区安全环境恶化。因此,澳大利亚多次明确表示,它绝不能容忍朝鲜拥有核武器。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非常担心美国坚持军事压力的政策会引发军事冲突或战争。因为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新的战争,美国可能会要求澳大利亚对这场战争作出比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大的贡献(参见《澳智囊团呼吁政府制定“朝鲜战争”的应急计划》,《悉尼先驱晨报》2003 年 7月 24 日)。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澳大利亚将不得不被卷入其中,也必定将遭遇某种战略决策困境,并且可能遭受相当严重甚至危险的直接或间接损害。朝鲜政府一名官员警告说,“如果澳大利亚被美国操纵来反对朝鲜,那么朝鲜保留反击澳大利亚的权利。这是朝鲜的官方立场。如果澳大利亚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那么朝鲜的反应就是攻击澳大利亚”。他还表示,如果朝鲜的船只在海上遭到拦截,那么朝鲜可能会把核武器扔到澳大利亚头上(参见《朝鲜警告澳大利亚勿参加拦截 以免遭到核打击》,《悉尼先驱晨报》2003 年 7 月 15 日)。基于此,澳大利亚强调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核问题,澳大利亚称自己有责任帮助邻国维持秩序与稳定。
保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正是这些决定了澳大利亚在朝核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并促使澳大利亚积极介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朝鲜问题专家肯恩·威尔斯教授曾指出,在朝鲜核问题上,强硬的做法也许不会得到好效果。他还认为,堪培拉在美国与朝鲜之间展开外交斡旋的成果将会远远大于用武力威吓的作用(转引自任毓骏:《11 国云集澳大利亚商讨拦截朝鲜等 4 国飞机轮船》,《人民日报》2003 年 7 月 10 日)。
责任编辑:刘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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